早期的空军在“老大哥”的帮衬之下可以说装备水平是世界一、二流档次，当时装备的米格-15、米格-17（歼-5 系列）飞机是非常先进的机型，飞行员的培训也相对比较顺畅。因为经过初级教练机的培训，飞行员足可以直接进入同型双座歼击/教练机进行高级训练，基本不存在技术跨度过大的问题。飞行学员可以完成雅克-18（初教-5）的训练就能上乌米格-15 进行高级训练。歼-5 飞机训练也是基本如出一辙，不仅如此，还专门研发了训练针对性更强的歼教-5 歼击教练机以及性能更好的初教-6 教练机，即使是在苏联也没有专门针对米格-17 的同型双座教练机，苏联人米格-17 的高级训练是依靠与其性能接近的乌米格-15 来进行的。随着空军装备了歼-6 这种具有超音速能力飞机，以前的训练模式就很难再适用了，因为从初教-6 到歼教-6 的技术跨度太大，根本不可能从初级教练机直接衔接歼-6 同型双座教练机的训练，只能是初级教练机训练完成后，再进行一型亚音速歼击机的适应性训练，然后再上歼-6 这种超音速歼击机的训练。而当时换装歼-6 的部队多半是以前装备米格-15 的单位，这些飞行员都具有驾驶亚音速歼击机的经验，让他们在歼教-6 上做一段适应训练，就基本能掌握新飞机的驾驶、战斗技术。也就是说，“菜鸟”级新飞行员一般不会接触新型飞机。这种模式在新飞机开始装备之初应该说是很顺利的，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随着新飞机的普遍装备，新飞机已经不新了，那些“老鸟”级的飞行员不能飞一辈子，总要有新飞行员来驾驶这种飞机。但是，飞过初教机的飞行员不能直接上歼教-6，只能中间再进行一下亚音速歼击机的过渡性训练，这样，当时的乌米格-15、歼教-5 就承担起了这项任务，起初基本是由乌米格-15 这种米格-15 的同型双座机担当作为高教机的任务，为了维持一定的高教机数目，国内一些改装厂甚至还用单座米格-15歼击机加装后座椅改成国产乌米格作为高级训练之用。不久以后随着米格-15 的退役乌米格也退出历史舞台。歼教-5 又取代了乌米格-15 的位置成为空军制式高级教练机，形成了初教-6、歼教-5 到歼教-6 最后歼-6 的训练模式。这种局面随着庞大数量歼-6 的列装情况似乎趋于稳定，而歼-6 最风光的时候正值中国政治最动荡的时刻，人们似乎认为这样的局面维持下去就可以了，会不会有后顾之忧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整个国家的偏执和狂热似乎淹没了一切。但是随着歼-7 的大量装备，又导致新的“轮回”的来临了，虽然歼-7 飞机进入空军并不算太晚，但前期数量有限，早先数量装备极少的歼-7 仅仅作为数量不多的“精英”级别的新型机，主要承担拦截高空目标的使命。因此，能够驾驶它的飞行员也非等闲之辈，对于这些飞行员而言，都具有相当丰富的飞行经验，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些飞行员还要进行什么高级教练机训练，虽然这种飞机的飞行品质与以前的歼-5、歼-6 飞机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凭借这些飞行员丰富的飞行经验只要让他们直接上新型号，适应一段时间，足可以掌握新飞机的驾驶技术。若干年以后，先前没有认真预料的事情又发生了而且与以前歼-6 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歼-7 准备开始大量列装，这时候才发现歼-7 这种已经不算新的歼击机竟然没有适用的高级教练机可用，当时的歼教-6 教练机无法满足歼-7 飞机的训练，要是让飞行员积攒足够的飞行经验再上歼-7 无疑是一件劳神费力又耗时伤财的事情。而到了 80 年代初歼-8 开始进入空军服役，歼-8 本身就是歼-7 的双发放大型，飞机品质也和歼-7 比较近似，因此初期也需要一批具有歼-7 驾驶经验的飞行员改装歼-8 飞机。这样，研制适用于歼-7 并能兼顾歼-8 飞机训练的高级教练机成了一件亟待解决的问题，至此，直到歼-7 飞机首飞了 15 载之后歼教-7 才终于立项发展。

沈飞航空博览园展出的歼教-6

天津杨村机场的歼教-7

　　歼教-7 进入部队服役后，便基本形成了当今中国空军飞行员培训、训练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飞行学院进入航校完成理论课进修后，先进行初级教练机训练，训练机型由初教-6 担当，初级教练机训练科目合格之后再上歼教-5 进行高级教练机的训练，高教机科目完成后，飞行学员就完成了飞行院校的这一级的培训任务后飞行学员转入训练基地进行第二级飞行员训练，进行改装训练，这一阶段训练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训练阶段。这个阶段目前使用两种型号的教练机，进入强-5、歼-6 系列飞机部队服役的飞行员使用歼教-6 歼击教练机进行改装训练；进入歼-7、歼-8 系列飞机部队服役的飞行员使用歼教-7 歼击教练机进行改装训练。而运输机、轰炸机飞行员、领航员一般不经过这个级别的训练，直接分配到轰炸机飞行部队、运输机飞行部队在飞行部队进行改装训练，这些飞行员、领航员一般使用由运-7 飞机改装的轰运教-7 型飞机担当训练任务，也有部分机型的飞行员不用经过此训练直接担负空中任务，这里重点讲述作战飞机飞行员的训练，运轰机飞行员培训以后有机会再进行详细介绍。这个阶段之所以称为改装训练的原因是因为现役的作战飞机的飞行品质、特性与在航校期间学员所熟悉的教练机有很大的不同，型号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必须进行型号针对性较强的训练才能适应其即将操纵作战飞机进行飞行。而在国外，这个阶段的训练一般是由同型双座的教练机来承担，比如美国的 F-16B/D、TAV-8B，俄罗斯米格-29UB、苏-27UB 等等，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不是每种主力机型都有同型双座教练机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空军国产现役主力作战飞机虽然型号不少，但基本是出自两大系列：米格-19（歼-6）系列和米格-21（歼-7）系列。强-5 本身是由歼-6 发展而来的，它和歼-6 属于同系列。歼-8 是歼-7 的发展型号，包括后来的歼-8II 它们都与歼-7 有着很深得渊源，所以它们属于歼-7 系。同系列飞机在飞机的操纵、飞行、部件上都有很多的相似性，因此，只需要歼教-6、歼教-7 这两种型号的双座教练机就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型号的改装训练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歼教-6 和歼教-7 担负着类似于国外同型双座教练机的使命，除此之外，在国外一些属于高级教练机的科目也由这两种教练机承担。这样，中国空军就可以用比较少的型号改装教练机进行多种型号作战飞机的改装训练任务，表面看来，中国空军只用两种型号改装教练机就进行了多种飞机的训练任务，这种训练体制看似是一种低成本的模式。但是，这两种教练机基本不具备同型双座机那样突出的战术训练能力，战术训练科目只能到作战部队服役的歼击机、强击机上进行。这样不仅延长了飞行员培训周期，而且飞行员训练过程中训练内容重复、交叠也比较突出，训练效率较低。对比起来，那种模式更好，现在还很难说。不过，后面讲述的中国教练机的发展历程可能能让读者有更明确的判断。

北京航博的轰运教-7，也称 Y-7H。用于轰炸机驾驶员和导航员的训练，代替陈旧的 HJ-5 和 YJ-5。在 Y-7-100 客机上改进，Y-7H 教练机装备一套稳定投弹瞄准器和一套集成导航系统。飞机右舷增加一个玻璃-整流罩用于投弹训练。一些训练炸弹容纳在机身下整流罩中。飞机也用于运输机驾驶员和导航员训练

　　由于一直是使用老一代的歼教-5 喷气战斗教练机作为高教机，这样的教练机设计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训相对应的战斗机飞行员，而作为通用高级教练机的角色其实是“兼职工作”，这种飞机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不是专门设计，与初教机之间存在一定的性能“断档”，由初教机换训高教机技术跨度较大，飞行学员不能短时间适应，造成学员淘汰率偏高。只能说在当初的装备条件下，使用这样教练机是比较适宜也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即使如此，空军寻求新教练机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空军正式提出需要一种专业的喷气式教练机的要求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直到 70 年代中期南昌飞机公司按总参下达的任务着手研制一种初级喷气教练机命名为初教-7，这个时期启动初教-7 项目其实有着一定的特殊背景。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极其恶劣，南线有印度，北线、西线有苏联，东面沿海是美国。中国处于被国际“敌对势力”包围之中，时刻备战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形势，中国举国上下都时刻警惕着“三尼一铁”（尼·谢·赫鲁晓夫、尼赫鲁、尼克松和铁托）的颠覆活动，当然，这里面所指的不仅有军事上的威胁，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这些威胁中让中国领导人最不放心的首推西北边的苏联。除了几次和苏联在边境的冲突以外，苏联强蛮军力的边境大举陈兵更是令人提心吊胆。由于苏联具有压倒性的军事装备优势，尤其是苏联空军装备有“眼罩”等超音速轰炸机，使其当时具有了强大的高速远程战略能力，如何拦截苏军战略轰炸是最令中国空军头痛的问题，此时大量装备的歼-5、歼-6 以及少量的歼-7 飞机基本都难以执行这样的拦截任务。空军在此时提出一系列研制高性能战斗机的计划比如歼-9、歼-13、强-6 等等，要训练这些高性能战斗机的飞行员，依靠当时的训练装备肯定是不行的，与其相应的教练机方案就这样产生了，初教-7便是其中之一。对于研制高性能战斗机而言，研制教练机的难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应该说初教-7 的研制进度还是令人满意的，不幸的是，几型战斗机的研制都遇到了种种“瓶颈”难关，直到 80 年代这几款飞机也没有搞出个眉目。此时，国内形势和国际大环境有了重大改变，首先中国和美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印度方面有个巴基斯坦与其牵扯，中国有了得以喘息机会。北面的苏联遇上领导人更替对中国也不再咄咄逼人。至此，中国面临严峻国际环境的时代基本算告一段落。不仅如此，为了对付北面“共同的敌人”美国满口答应可以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这样中国自己搞了多年也搞不定的作战飞机项目成了“鸡肋”项目，这些项目是否再进行下去已经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了。但唯一苦恼的是，当时的中国“囊中羞涩”没有那么多钱来买人家的装备，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当时的国际军火行情报价无疑是个天价，这都是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价格，因此许多武器中国都买不起。而国家这个时候又要大举进行经济建设，钱变得非常重要和紧张，一些军工项目无疑要给经济让路，航空项目基本缩减到最小的规模，战斗机项目就只保留了歼-7 改进、歼-8 发展以及歼轰-7 项目，其他久拖未决、项目重复和不太急需的项目一律下马，资金全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初教-7 这个项目理所当然的被判了死刑。

初教-7 设想三面图

　　这个时期，由于航空军品项目的萎缩，各个航空厂家便处于吃不饱的境地，军工企业也只能生产自救，“军转民”成了当时军工企业唯一的出路，长期在计划体制下生存的军工企业一下子失去了政策保护，面对残酷的市场经济，对于军工企业来说是十分残酷的，造飞机的改攒汽车、搞机械的变装摩托成了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令人惋惜的还不是这些，那些经过几十年锻炼形成的大批军工人才就这样断档了，出国的出国、经商的经商，既不能出国也没钱经商的除了下岗就是退休。如同凤凰重生就要投火涅磐，这个时期的军工企业虽然在表面看遭到了灾难性挫折，但若干年后再转头回顾，经历了这样的挫折的军工企业通过这样的磨练倒是变得更成熟、更有活力。直到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武器工业才迎来了自己产业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