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中英空防情报之合作内幕
江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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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的日子里
1942 年 19 月 24 日，几经“磨难”之后，正式番号为航空委员会第 6 监察区队的全体队员携带器材和密码文件终于登上了从重庆直飞昆明的专机，然后再分乘 2 架飞机分批抵达加尔各答。
队部设在加尔各答市东北角一个叫作“皇后公园”的地区，这是一片军事禁区。中国人住在禁区的中心位置，那是一栋很大的 2 层洋房，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绿荫，环境甚佳。
刚到时，英国方面已经热情地为中国人配备了西餐大厨师，而且一天要开 5 次饭。可不久，大家就开始抱怨吃不惯洋菜洋面包，于是不得不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觅来一位中餐厨师，来给大家做饭，他的工钱自然仍由英人支付。结果是，全队人马的薪水由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发放，而房租、饭钱和外出交通费用均由英国方面开销。
尽管中国航空委员会驻加尔各答办事处是工作队在当地的带管上级，但办事处除了主任一人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工作队的小洋楼。直接与国内保持联系的联系人，应该是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说白了就是当地的军统头目陈质平。工作队原则从不接待任何来宾，仅 2 人例外，那就是曾任重庆空军第 1 路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康良将军和中国驻印武官杜武。他俩路经该市时，曾分别看望过工作队，工作队也破例欢迎他们的来访。由此看来，工作队似乎对空军系统的人更有好感一些。
允许拜会中国工作队的英国人只限定于 2 人，一位是英国驻远东军区空军指挥部情报处处长福尔克纳上校，另一位是英方驻区队的联络官佩德少校。当然还有 2 名工作队专车的驾驶员，他们也是英国人。
英国人一见面就述说他们自己的密电侦译队因为组建不久，至今毫无建树。这支队伍总共有 150 人，几乎是中国工作队总人数的 5 倍。福尔克纳上校说：“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日本空军的通讯网络，我们希望得到贵方的必要帮助。”
据回忆，在小洋楼的 2 层，设立了工作区，拥有“2 台 4 室”的配置——
第一电台配备 4 台侦收机，由杨启华和俞京 2 人主持工作，具体任务是搜索和监听缅甸一带日本空军的通讯、研究通讯规律和变化、判断敌情、抄录密电内容。
第二电台由姚舜一主持工作。专门负责和国内的重庆空军监察总队、航空委员会以及军统局的日常联系，并将重大敌情通报国内。
然后就是“研译室”，由金仲宣主持工作。主要负责组织人力破译日本空军往来之密电，要求最后译出的电文就是一篇完整的有用的情报。所以在该室集中了数位从事日本密电研译工作多年的老手。
还有一间“队长室”，主管日常行政工作，处理情报的输出，随时将新的情报通知佩德少校，并定期编辑《每周综合情报》，于周末送交英方。
至于“联络官室”，坐镇的正是英方驻区队的联络官佩德少校。他负责传递情报和一般性事务。如果情况紧急，可以用电话将情报直接告知英国空军指挥部。
最后是“总务室”，配有书记、译员、打字员、事务员、文书、会计等等。
我获得英方无法得到的敌情
加尔各答毗邻缅甸，处于日轰炸机有效行动半径之内。第 6 监察区队初来乍到，主要还是收集日海军航空队的密电，但发现数量很少、信号很弱、以至于电文很不完整。据推断，海军飞机已无频繁的活动。于是及时调整了侦听策略，改为以收集日本空军（即陆军航空队）的密电为主攻方向。不久，我方即掌握空军的通讯网，将其拿来与以往已经掌握的资料进行比对以后发现，虽然敌方电台的呼叫结构和使用波段变化不大，但密电的密码组织已经彻底更换！
在国内，由于日军自认为中国人不大可能破译他们的密码，尤其是较为先进的空军密码，因此他们一直采用比较简单的“移位密码法”。而现在移师远东以后，他们要面对的是科技相对先进的英美两国，所以及时改变了空对空和空对地之间的通讯密码，新的方法叫做“加乱数法密码”，是一种保密性更强的高级密码，它一时间成为我方破解密电的拦路虎。当时，第 6 监察区队收到的都是三位数密电码，乱数表本比较薄，我方人员认为破译的难度没有预计的大。通过累积统计和分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发现日本人的这种密码乱数组并不算多，于是不久就攻克了这一难题，为判读日机往来密电和识破其动向扫清了道路。这是中国专家赴印以后打响的第一仗。
从 1942 年 11 月到 1943 年的 10 月、第 6 监察区队在加尔各答工作期间，共计破译日本密电 300 余份。其中凡情况紧急的情报一律翻译成英文，及时送交联络官佩特少校。例如在日本侦察机从空中发回地面的密电中就包括日机搜索到的海上英军舰只分布情况、印缅边界地区英军动向、以及当地的气象情况等等。又例如通过密电分析，常常可以提前洞察到日轰炸机的空袭走向与规模、其中有日机对缅甸西北地区印缅边界英帕尔一带及密支那东南方中缅交界地区进行轰炸的一些具体情况。同时，也让我们掌握到敌方的一些具体的战术，如日轰炸机往往每次出动仅 3 至 9 架不等。
利用日常破译的密电，不仅能起到预警作用，还能为组织指挥一些带有主动性的出击行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第 6 监察区队从密电往来中找到敌机行动的一些规律：一般一个高级将领乘坐军用飞机巡视缅甸各地，每到一站，就会先向下一站发出通报密电，这样一来，就让我们了解到他的行踪，给我方安排中途拦截创造了机会。此外，英印空军曾多次利用我方给出的日军后勤运输情报，提前派出飞机奇袭敌人车队或船队，并获得了成功。
根据长时间的监听，我方人员发现，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主力基本已撤出东南亚，而进入更远的太平洋战区。留在缅甸的几乎都是空军（即陆航）。它们的飞机总数也就在 200 架左右。中国人还通过对密电的分析了解到本地区日机的一些大致配置情况：比如日本飞机中多数是用于直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近程轻轰炸机，用于远程空袭的重轰炸机数量很少。而且，敌轰炸机的侵扰活动主要集中在缅甸的东北地区，北部和西北部次之，南部和西南部甚少出现。而且日机在出击过程中很少相互呼叫和发报，更不透露地名，这说明日机在缅甸的活动加强了保密性和反侦察措施。
一次不作宣扬的空中大捷
1942 年 12 月初一个无月的夜晚，加尔各答在喧闹了一天以后，已渐渐沉寂下来。可就在 8 点半左右，空中突然传来不祥的飞机嗡嗡声。接着就是几下沉闷的爆炸声。一些炸弹落在市中心的公园街，造成两三栋房屋倒塌。一时间，商铺纷纷拉上大门，路上的行人四下逃散，有的就近钻进了防空洞……街市上一片混乱。这是日本占领缅甸以后，对该市的首次空袭。
然而，这也是一次罪恶的轰炸，它选择了暗夜，它选择了闹市，而非军事目标或机场港口。3 架飞机扔下炸弹就溜，来去匆匆。很显然，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挑衅，借以掂量一下加尔各答的空防力量。
由于人们毫无戒备，所以连防空警报也来不及拉响。尽管英军在加尔各答拥有较强的空军力量，但因为对来袭之敌毫无察觉，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反抗了。而最令人尴尬的是，此次行动，就连第 6 监察区队事先也毫无洞察，令全队人马大惑不解。
经过紧急研究后发现，我方的工作存在一大疏漏：即原来我们一味地在按国内斗争的老经验办事，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搜索敌航空队的通讯网方面，而放松了对其他特殊动态的监听。另外，在此次行动中，狡猾的日军一反常态，并未在远程轰炸前派侦察机进行例行侦察，而是直接冒险入境投弹。所以，监察区队根本没有收到应该由侦察机发回基地的只言片语。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中国人决定分兵两路，一路人马仍然坚持搜索以往的空军通讯网，以便加强常规的密码侦破工作；另一路人马则死守侦机，严密伏守和拦截其他途径的空中电波。通过研究发现：仰光以北的东瓜机场表现最为活跃，飞机起降架次最多。而该机场地处缅甸西部，如果从这里起飞袭击加尔各答，那么飞机飞行的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海面之上，这必然给地面防空监视哨的警戒观察带来一定的困难。
有了眉目，就不难制定对策。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第 6 监察区队决定有针对性地强化对这一方向的监听，工夫不负有心人，我方终于得到了回报。
又一天的同样时间，区队二楼电台值班人员突然兴奋起来，他们发现东瓜机场在平静了若干天之后，突然又忙碌异常！机场电台和各轰炸机电台之间的通话多了起来，叽里呱啦的电波说明它们彼此正在试通联络手段，这会不会预示着将会有一次较大的行动出现？
根据这些杂乱的通讯，中国人马上就估算出参加行动的轰炸机可能在 9 至 12 架之间。又过了 10 分钟，日本人开始不再“发话”，这说明飞机编队正在鱼贯起飞。
不久，密电又在同一方向出现，先是飞机上的电台连续呼叫基地数次，但并不发送具体内容。而后基地根据地面测向机测出的飞机方位，通过回电反馈给空中编队。原来，这是一种为夜航飞行进行导航的办法。能使飞机沿着一条既定的航线前进。而聪明的中国人马上就联想到日本飞机很可能没有安装自主导航设备。
由于地面发回的电文中只有表示“示向度”的测向数据，因此如果侦译人员不懂测向知识，也只能是莫名其妙干瞪眼，无法变为对自己有用的情报。在空中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对第 6 监察区队确实是个挑战。
好在中国人早在国内举办的重庆中苏特种情报电台培训班里接受过飞行测向的知识培训，所以经过计算，马上得出了机群的飞行方向：即从东瓜起飞以后、一直在向西北方飞去。
这些情报立即告诉了近在咫尺的佩特少校，然后他马上拿起专线电话通知驻加尔各答的英印空军联合指挥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中方人员头戴大耳机，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搜寻着空中的每一丝电波。屋里寂静无声，只有器材里的电子管发出的轻微的嗡嗡声。可不知为什么，在飞机起飞 1 小时之后，日方的机载电台全部陷入寂静，所有的联络信号都消失了。只有地面还在疯狂地呼叫着他们。
第 6 监察区队一直监听到东瓜机场也停止呼叫为止，并将这一反常情况及时通告了佩特。……当夜风高月暗，加尔各答平安无事。
次日上午，正当中国同僚们一边茗着咖啡、一边在为昨夜的奇遇而大惑不解时，门外突然闯进了福尔克纳上校和他的副官，在他们的脸上已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他们激动地向中国同事们祝贺，祝贺第 6 监察区队在情报战线上打了一场大胜仗！
原来，昨夜英印当局在收到一份份来自中国专家的情报以后，经过整理分析，得出了日机将再次循着自东瓜到加尔各答的航线来犯的判断。于是空军指挥部决定立即出动战斗机半路拦截。时过不久，英国战斗机果然在吉大港附近空域与来袭的 9 架日本轰炸机遭遇，旋即展开了猛烈的迎头痛击。由于我方已了解对方出动的规模，做到了有备而战，所以在己方战斗机的数量上作了周密安排，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因此竟然将 9 架敌机悉数击落，无一幸免！而英军飞机却毫发未损。
此时此刻，眼见平日枯燥而艰辛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喜形于色的中国队员全都跳了起来，全队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
而当中国同事反问福尔克纳上校，近期英国同行有何建树时，这位少校耸了耸肩膀，摇着头回答说：“我们对如何侦译日本密电毫无头绪，所以对昨天的敌机来袭毫无所知……我们没有估计到你们在搜集日本空军情报工作方面拥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和成就。”
这是第 6 监察区队在印工作期间最令人鼓舞的一次实绩。
此次空中大捷发生之后，虽然也曾多次侦察到敌机在缅甸北部有过频繁的飞行，但再也没有敢进犯过这座城市。第 6 监察区队的成功，粉碎了日本进一步袭击加尔各答的企图，使这个城市恢复了和平与正常秩序，也稳定了该地区乃至印度的局势。这是中英对空情报合作对日作战的成功典例，也是我方无形战线援外作战的骄傲。
有趣的是，关于日机的第一次空袭，印度报纸曾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对于日机的第二次来犯以及溃败，却找不到一个字的报道。原来，此次空中大捷与情报战线的积极参与有关，所以任何消息均被英印当局扣下。并为了保密，规定在战争期间不得再对外透露。这也是造成这一胜仗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了。
谢绝技术交换和戴笠的撤军令
至 1943 年秋季，远东局势业已明朗。日寇无力蚕食印度，而利用空中力量进行骚扰也已力不从心。西方的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所谓和日本“东西大会师”的谗言早已成为令人耻笑的梦呓。英印空军以对付驻缅日航空队为主要目标的作战任务大大减轻，空防情报工作自然也下降为次要地位。有鉴于此，英方认为已经不再满足于昔日单纯的情报交流、所以提出了全面“吸收”我密电侦译技术，以加速其自身密电破译技术提升的请求。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原定协议之修改，所以第 6 监察区队当即请示国内的监察总队。
但得到的答复是：事关重大，如欲修改协议，英方应派员赴重庆重新谈判等等。很显然，中国政府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经验拱手相送。当英军看到回电以后，来了个过河拆桥的动作。竟暗示：要么交换技术、要么请便，意思就是逼迫你就范或主动提出撤离。在他们看来，以后的战事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这批中国人了。
于是区队再次请示国内，倪队长还特意问了戴笠。结果自不待言，戴笠立马发报，令全队速回重庆本部，而且还特别加了“不得延误”四字，似乎英国人的自私早已被其言中。
中方的意见很快得到了英印当局的同意。福尔克纳上校、佩德少校和另外几位英国军官，代表英印驻加尔各答空军指挥部，假座加尔各答的大东饭店，为第 6 监察区队中的骨干分子饯行。10 月初，区队分几批撤回重庆，整个行动至 10 月下旬结束。
于是，给中国空军情报援外作战画上了句号。
应《航空知识》之约，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60 周年而作
2005 年 5 月 7 日 17 时搁笔
总字数：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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