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中英空防情报之合作内幕
江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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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 1942 年，中国政府的电讯情报人员应英国政府之邀请，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协助英印两国空军当局，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段往事，当时因涉及军事机密，加上参与者甚少，故外人很少了解。直至战后，仍鲜为人知。
本文根据家父 20 多年前遗留的采访手稿和部分回忆录，在加以浓缩改编之后，整理出此文以供读者参考。一方面也是籍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60 周年庆，缅怀我们在抗战中曾经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默默无闻的先辈们。
侦破日寇空军秘电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1938 年，在武汉正式组织译电人员，从事研译日本的军事密电。次年，戴笠又在军统内部成立一个译电组，由美国专家亚德雷任顾问，也以日军密电为破译对象。1940 年，蒋介石将驻重庆的七套译电班子一举合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强化对日译电的工作。
戴笠与蒋介石
就在该组织成立之前的 1938 年 10 月左右，军统的译电组从一架被击落的日机上搞到一份日本陆军航空队（即通常意义上的空军）的电台通讯秘密文件。文件中关于日陆军航空队（以下简称日本空军）飞机空对空和空对地通讯联络的一些规定，成为我方后来侦截日本空军密电的重要线索。
军统的译电组设在“迁都”以后的重庆市复兴关（此前名浮图关）。1940 年 4 月开始，该工作组已能截听到以运城为中心的日空军密电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日海军航空队的密电，此乃中国侦译日本空军密电之伊始。也就在 4 月份，该组并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内的第 3 组专门截听和抄收日本密电，然后交第 2 组进行破译。至 6 月，已破译日空军一批对空对地密电，从而掌握了一部分日机的飞行动向，送中国空军司令部参考利用。
为加强情报的时效性，又将（重庆）徐家坡侦收电台扩大为侦译工作队。该队是一个集侦收、研译、情报判断三大功能为一体的机构，有利于更快捷地将有用情报送达我空军指挥机关。在徐家坡侦译工作队成立以后，已从仅仅研译简单的中文密电、从单纯收听日本外交密电，发展到可以一体化地截获整理出日本空军的行动情报。据说，在收集到的密电中间，也包括由我党领导的八路军等单位提供的一小部分电文。
在国民党要人中间，最重视密电侦译工作的莫过于曾任空军总指挥的毛邦初了。1940 年，当日机大举空袭重庆时期，我机在与日本护航战斗机（尤其是海军的零式战斗机）交战中，曾吃过大亏。故此，按蒋介石的指示，毛下令今后凡遇日机来袭，驻渝空军一律起飞避战，以“保存实力”。但这里存在一个指挥上的技术问题：如果我机起飞过早，空中滞留时间过长，便有油尽而野外迫降之虑；若起飞过晚，来不及与敌脱离接触，便有被炸于地面或被日机空中击落之危险。不过因为有了徐家坡译侦工作队，可以使我机的起飞时机和返航时机安排得较为合理，大大减少了飞机的损失。以至于到后来，我情报人员已能根据日来袭机群不同时刻的密电，分析出它们的航向、坐标和目的地，做到对日机的行踪了如指掌。例如在重庆实施防空警报当中，一般总是先后发出“预行”、“空袭”、“紧急”和“解除”四种不同的警报信息，可以让市民从容地进入防空洞或及时出洞恢复正常生活。
毛邦初
侦获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的日军动向
自从毛邦初升任中国空军总指挥以后，他便马上呈准蒋介石，由技术研究室专门成立一个全新的工作队，专门配属于空军司令部，负责全面收集和研究侵华日军空中活动的情报。该工作队于 1941 年 10 月开始在成都正式投入运行，仅一星期就掌握了侵华空军（也含日海航部队）的大部分通讯网络。
是年 10 月下旬，成都工作队突然发现日本空军的通讯异常繁忙起来，逐结合情报具体内容，判明日空军空中力量正分兵两路南下：其中一路以华中、华东海军飞机为主，经上海和广州南去；一路以华北和东北的空军为主，经东北，飞越朝鲜的济州岛，回日本本土。如此大的调动，化了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后，我密电侦收机突然转为沉寂，过去的情报源基本消失！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方面已将有限的空中打击力量南移到更加需要的太平洋战区去了。
于是，在空军参谋总部研究以后，我工作队及时调整了对日密电的侦收范围，改为侦收距离更远、信号强度相对更细弱的密电。
终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次日，就侦听并破译出一则重要情报：即原来以驻武汉日本海军飞行队为主力的敌机将“有所作为”……
12 月 10 日晨 8 时许，盟军方面发现日一架海军侦察机在新加坡东北洋面上进行了搜索活动。据该机发回基地的密电，我方了解到，这架飞机正在监视着海上某舰的行动。可惜因距离遥远，信号时有时断，令我工作队之侦听十分艰难。至 9 时许，信号已完全中断。下午 1 时许，突然又收听到日海军航空队重轰炸机群发出的一些密电，这是机群领队长机拍发给基地的密电，密电内容已尽是关于战果的详细汇报！这说明日本机群在已在午前出击，而下午 3 时以后战斗基本已告结束。在我工作队连续近 2 个小时的截听过程中，一共得到 16（17？）份密电，经分析得出如下情报：
1） 日军驻越南西贡的海航部队，已在侦察机的配合下，于马来半岛以东海面炸沉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却敌号”巡洋舰。虽然当时日机密电中报出的是“乔治五世号”，但中方还是正确地判断为“威尔士亲王号”。很显然，日机飞行员将外形非常相象的 5 艘同为“英王乔治五世”级的“威尔士亲王号”误判成“乔治五世号”了。
威尔士亲王号
2） 从日机空中电台呼叫数量判断，所出动的飞机应该在 100 架上下。
3） 根据通讯中的各种特征判断，可推断其中的一部分重轰炸机应该是原来驻扎在我武汉机场、并空袭过重庆的飞机。
4） 密电中对英舰中弹以后的描述相当详细，其中甚至包括中弹部位、何处失火、舰体如何倾斜、舰艏如何上翘、舰员如何逃生等等，不一而足。
5） 密电中没有发现然后有关空战的内容，这说明日军机群完全没有遭遇盟军的空中抵抗。
上述情报很快就被整理成文、逐一上报空军情报科，而后又由我空军总部报告英国驻重庆大使馆。可骄横的英国人一开始并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他们认为坚不可摧的“威尔士亲王号”决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被毁，而最关键的是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的侦电技术！可不一会儿，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就大张旗鼓地宣扬了这一最新”战果”，这才使英国人开始清醒过来，继而对我国的密电侦破技术不得不刮目相看。
中英空军情报合作之始
自 12 月 10 日日本海上行动大告成功以后，日军立即在马来半岛登陆，进而轻而易举地开进了新加坡。接着又攻占了缅甸，大军直叩印度国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加尔各答。
为了守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英国远东军事当局痛感急需加强该地区的空中防御力量，而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空中情报侦判部队。显然，要想拥有这样一支富有经验的技术力量谈何容易！而我国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英军已有所耳闻。1942 年 5 月，英国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我派遣一支电讯情报队伍，前伸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以协同英、印两国空军情报机构，共同从事对缅印战区日本空军情报的侦译工作。
蒋介石对此没有异议，于是令掌管军情的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负责与英方谈判。不几天，双方就已达成协议，其中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有鉴于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中国同意派遣一电讯侦译工作组前往加尔各答协调工作；
2） 该电讯侦译工作组负责侦收缅甸及周边地区的日本空军无线电通讯，将所破译之情报提供给英、印空军指挥部利用。同样，后者所获相关情报，也应反馈给中国驻加工作队参考利用；
3） 合作范围暂以第 2 款规定的情报交换为限，今后可根据形势变化再作进一步协商，以扩大合作范围；
4） 中国驻加工作队可自设电台，并享有使用和发送密码之权利，用于直接与重庆的中国政府通讯联系；
5） 中国驻加工作队有权将所获情报（含合作方提供的情报）通过电讯或邮路发送回国内，且不受英方检查。通讯中的加密措施由中方自己负责。
6） 中国驻加工作队的薪饷、电机、器材等均由中国政府提供和补充；
7） 中国驻加工作队驻地、设备、密码本和人员安全应由英方负责保卫，使之不受任何损害和干扰；
8） 中国驻加工作队之住所为军事机要部门，除获得双方认可的联络官以外，任何英、印军民不得入内。
另外，协议还规定了前往驻地过程中运输方面的职责分工以及途中不接受任何入境检查的细节。后者主要是为了防范别国窃取我相关技术。
从协议条款中不难看出，我工作队完全是以主动和主导的姿态出国援战的，这在当时其他战线上是很少见的。
待命出发前戴笠发难
此刻，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已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移交给航空委员会（其实就是空军）主管，因此，组织工作队赴印事宜也交由航委会负责。1942 年 3 月，在成都成立了一个综合侦译日本空军密电的专门业务机构，为了对外保密，它被命名为“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下设若干监察区队，分头负责各不同地区的侦译业务。原技术研究室的成都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3 监察区队；而重庆工作队改番号为第 2 监察区队，且移驻昆明；新建的第 1 监察区队驻扎重庆；新建的第 4 监察区队驻扎洛阳；还计划新建第 5 监察区队驻扎在东南地区……同年 8 月，驻印度的那支工作队定名为“第 6 监察区队”。
有趣的是即将派驻印度的第 6 监察区队在组织派遣上出现了“一国三公”的多头现象：其一，军令部第 2 厅负责与英方谈判，它代表中国政府签定协议书，所以英方误认为 2 厅厅长杨宣诚全权在握。而实际上杨什么也不是，他只不过是个奉命行事的角色；其二，航委会倒是主管业务部门，它负责人员、器材、空运出国等具体事务；其三，是出国人员中有部分来自于军统系统的电讯训练班，也即军统有权推荐人员进队，它自然是什么地方都不忘插一手的。殊不知，权利显赫的“戴老板”、军统特务大头目戴笠就因为插手此事而几乎毁了此事！
说来话长。当时军统第 4 处负责电讯业务，处长魏大铭极力推荐他手下的倪耐冰担任赴印第 6 监察区队队长一职。倪某早年曾是国民党上海国际电台的电讯老手，但对密电的侦测和研译却是门外汉。不得已，只好再委派一名译电专家同往，并任队副，他就是原就在航委会第 6 监察区队工作的邱沈钧。因此，实际上倪耐冰成为行政主官、而邱沈钧就是业务主官。
1942 年 5 月，倪耐冰打前站，提前去印度与英军取得联系并做好安置准备。而邱沈钧则在重庆，在驻重庆的空军第 1 路军司令部的协助下，完成筹备器材与编队工作。至 8 月份，国内准备工作全部就绪，30 余人集中在重庆的上清寺空军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而已在加尔各答的倪耐冰来电称，境外所有事宜已于 7 月份安排妥当，只等队伍开拔。同时，也转达了英军希望中国工作队早日抵达的“迫切愿望”。在国内的邱沈钧副队长建议于 9 月率队出发，于是航空委员会将计划同时上报给军令部和军统局这两个“婆家”，以征询它们的意见。
军统方面放出话来，说是“戴先生想要接见区队全体队员”，但具体日期“以后再行通知”。然而大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拖就没了音信。尽管多次请示，但军统方面总是推脱，说“戴先生太忙”，于是接见的事就遥遥无期了。只要他这位阎王爷迟迟不接见，队伍那敢开拔！？
由于英方的一再催促，连倪耐冰也耐不住了，只得在 10 月初飞回重庆，以打探虚实。经过研究，大家一致推举他直接向上司戴笠陈词，说明英方的意见，并暗示万一英国佬等不及了、极可能直接找老蒋抱怨云云。倪耐冰照此法炮制，果然见效。在各方压力下，戴笠不得不在 10 月中旬邀请全队人员去他的公馆就餐。戴公馆离军统总部不远，里面环境幽静而隐蔽，是一座外人不易注意的小洋楼。
松林坡戴公馆
酒过几巡，戴笠就忍不住对英国佬骂开了，其深痛恶绝之词不绝于耳，令在座的无不暗自惊讶。他是这样评价英人的：“他们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老奸巨滑，你们去印度，与英国人打交道，一定要事事处处留心，态度要硬，决不可软。应寸步不让，否则就会吃亏，上他们的当！” 他还蔑视道：“英国人外强中干，实在不中用。不到半年就被日本一脚踢出香港、马来亚和缅甸。难道他们这次会坚守住印度？我就不信！”
在酒席行将结束之际，他这样告戒这群一头雾水的赴宴者说：“你们到印度去要机警些，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回来，不要到头来，他们把你们扔下跑了，你们还莫名其妙哩……”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戴笠对英国人如此耿耿于怀呢？大家事后才知道，他之所以一再拖延赴印工作的行期，事出有因：原来早在抗战初期的 1939 年，他有一次搭飞机自重庆去香港，刚下飞机，就被知道他底细的启德机场上的香港警务处人员扣押，而且一下子就拘留了二十多个小时，而且还是关在一间“又脏又臭的小牢房”里。后经军统驻港特务多方营救和国民党外交部的一再交涉，才获得自由。所以，他一直认为这是英国人对他的莫大侮辱和打击，是终生难忘的奇耻大辱，所以，在派人协助英军作战一事上，不暗中捣乱才怪呢！只是碍于蒋介石已经同意此行，才不敢过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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