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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阿道夫•加兰德于 1994 年接受《WWII》杂志的采访。

WWII:将军，请谈谈您的童年和家庭生活。

Galland:1912 年 3 月 19 日我出生在 Westerholt，一个位于 Westphalia 的小镇，现在我已 经 81 岁了。我是家里第二个儿子，福里兹是老大，然后是我，威廉和保罗。我的父亲是私人土地和财产的管理人，他很公正但也很严厉。我们拥有 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在战争期间她常祈祷大雾能笼罩我们的基地，这样我们就不能飞行了。

WWII:你有两个兄弟也是战斗机飞行员？

Galland:是的，那是威廉和保罗。保罗年纪最小，但死的最早，他在 1942 被击落罹难，一年后威廉也死了。保罗拥有 17 次的击落记录，威廉有 54 次并得到了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大福里兹是律师。

Paul Galland，1942 年 10 月 31 日驾驶 Fw 190A-4(WNr 2402)  被喷火击落

Wilhelm-Ferdinand "Wutz" Galland，1943 年 8 月 17 日驾驶 Fw 190A-5 被 P-47 击落

WWII: 是什么使你对飞行产生了兴趣？

Galland:从一开始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最大的兴趣就是飞行。我从 12 岁开始做模型飞机，16 岁开始飞滑翔机。在之后的 3 年里，我成了一个出色的滑翔机飞行员。我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民航飞行员，但父亲对我的想法并不太热心。那是我从 1925 年就有的梦想，但他对此并不理解。

WWII:你是怎么加入兀鹰军团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弗朗戈军队服务的德国飞行员）

Galland:在我接受民航飞行训练的第二年，我被强烈“邀请”加入“黑色空军”（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私下组建的空军）。那是在值得纪念的 1933 年， 我已经得到了第一张飞行执照。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对于我完成民航飞行 课程大有帮助，但到 1937 我已经和其他年轻的飞行员一样，作为“志愿者”加入了兀鹰军团。1935 年，我驾驶的福克－沃尔夫 Fw 44 双翼机在训练飞 行时坠毁了，之后我就遇到了一些麻烦。而我的同事狄特里希•赫拉巴克 （Dietrich Hrabak），未来的王牌飞行员，在一个星期之后，也因为恶劣的 天气而坠毁。

　　当时我驾驶飞机超出了正常的极限，猛地摔到地上。所以人都以为我必死无疑，我的父母也赶来了，他们一直守在我的身旁直到我苏醒过来，我一直昏迷了三天。我的头盖骨有多处破裂，鼻子也摔坏了，看起来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而且，我的左眼也因为玻璃碎片而部分失明，但我仍通过了体检。我的指挥官瑞特尔（Rheitel）少校参加过一战,在他的帮助下，我又能继续飞行。但一年之后我驾驶的阿拉多 Ar 68 又坠毁了，我 回到了医院。他们拿出了我以前的档案，证明我再也飞不了了。不过，我在医院有足够的时间背出视力表上每一个字母和数字的排列顺序，这足以应付下一次体检。你知道，我的眼睛里至今仍留有我第一次坠毁时留下的玻璃碎片 。

WWII:你什么时候去的西班牙？

Galland: 为了掩人耳目，我们以旅行团的名意，乘坐假装开往热那亚的蒸汽货船，于 12 天之后，也就是 1937 年 5 月 7 日到达西班牙的埃尔•费罗尔（El Ferrol） 。我曾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去过西班牙，我也想故地重游一下。 我们军团有许多人日后成了王牌飞行员或是指挥官，比如汉斯•特劳洛夫特（Hannes Trautloft），威廉•巴尔塔萨（Wilhelm Balthasar），京特•吕左 （Günther Lützow），爱德华•纽曼（Eduard Neumann） 和驾驶容克 Ju 52 的哈乔•赫尔曼（Hajo Herrmann）。我在兀鹰军团是中队长，我们中队 装备的是亨克尔 He 51 双翼机。而吕左指挥的中队装备了新型的梅塞施米特 Bf 109B。

WWII:兀鹰军团在西班牙的实力怎样？

Galland:我们只有 4 个战斗机中队和 4 个轰炸机中队，1 个侦察中队，还有 4 重型和 2 个 轻型高炮连，以及几个通讯连，但总人数从没有超过 5,600 人。雨果•斯比埃 尔（Hugo Sperrle）少将是兀鹰军团的第一任指挥官，他曾亲自率领轰炸机 群攻击停泊在卡塔基纳（Cartagena）海港里的舰船。

WWII:请谈谈你在西班牙第一次和敌人交战的情况。

Galland:那是在 Brunete，1937 年7月，我们出动了所有的飞机来对付政府军。 那时 ，共产主义者控制着马德里前线，他们装备有先进的战斗机－俄国的波利卡波夫 I-16“老鼠”。当我们的炮兵炮击政府军的阵地时，我们就在他们头上扫射、轰炸并与他们的战斗机交火。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弗朗戈的军队也摆脱了失败的困境。我们发展了俯冲轰炸技术，并创造了一些新的对地攻击战术 。

WWII:你经常穿着游泳裤和汗衫驾驶飞机？

Galland:是的，作为指挥官我执行了超过 300 次的飞行任务，由于西班牙的夏天实在太热，所以我们在飞行的时候经常是光着上身，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

WWII:你是否也参与发展了一些新型武器？

Galland:是的， 我们把副油箱和油桶装满油料，然后把它们当作航空炸弹来用，效 果很好。我还想到让整个中队驻在一列火车上，因为我们经常要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基地，这样我们就能一直保持机动性了。西班牙内战更接近于一战，基地并不是固定的，当空战转移到别处时，地面人员也得迅速转移。有了火车之后，飞机就可以飞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了。

WWII:是不是在那时你认识了瓦尔纳•莫德尔斯（Werner Mölders）？

Galland:是的，1938 年我被招回德国之后，他接替了我的职位。我们成了好朋友直到他 1941 年去世。他是个好人，对自己很严格，对下属也有同样的要求，总之他十分了不起。

WWII:所有和我交谈过并了解他的飞行员都对他的领导能力和同情心有很高的评价。

Galland: 他是德国空军最好的飞行员，他在西班牙干得很出色，击落了 14 架敌机。他总共击落了 114 架敌机并得到了钻石（加在骑士铁十字勋章上）。

WWII:在你离开西班牙前，弗朗戈政府曾给你授勋。你得到的是什么勋章？

Galland:授予我的是镶钻黄金西班牙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在西班牙历史上只颁发过 12 次。

WWII:西班牙内战之后，你和莫德尔斯开始致力于重建德国空军。你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Galland:莫德尔斯和我是战后的第一批战斗机指挥官， 并被任命为联队指挥官。 莫 德尔斯从一开始就乐意接受这一任命，而我则并不高兴，因为我只想做战斗机飞行员。当然，这是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WWII:请谈谈二战开始后你的第一次作战任务。

Galland:我在波兰驾驶亨舍尔 Hs 123 执行地面攻击任务，并验证了俯冲轰炸技术。1939 年 10 月 1 日，我得到了铁十字勋章，后来我被调 到 JV 27，在马克思•埃贝 尔（Max Ibel）上校手下工作，但我并不喜欢这个调动，因为这样一来作战的机会就不多了。当然，在入侵法国的时候，我也时常私自出击，1940 年 5 月 12 日， 当时我和古斯塔夫•罗德尔（Gustav Roedel） 一起执行任务的 时候我终于击落了一架敌机。之后的两次作战，我又击落了 2 架霍克飓风式战斗机。法国战役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击落了大约 12 架敌机。

WWII:你的下一个战场是哪儿？

Galland:哦，当然是不列颠战场，那里的战斗非常激烈。当时我被调到 JG 26 “施拉 格特”（Schlageter）联队，任第 3 大队的大队长，我第一次出击就击落了 2 架战斗机 。7 月 18 日，我被提升为少校。1940 年 8 月 22 日，达到 17 架击坠记 录之后我得到了骑士勋章，并接替哥特哈德•亨德里克（Gotthard Handrick）成为 JG 26 的指挥官。9 月 25 日，击坠数达到 40 架，希特勒为我颁发了橡叶 勋章 。11 月 1 日，达到 50 架，我被提升为中校。12 月，我已经是上校了。

WWII:你座机机身上的米老鼠徽章有什么来历吗？

Galland:在西班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么做了，我把它漆在 JG 26 的 Me 109E 上。我 很喜欢它那拿着斧头抽着雪茄的样子，不过二战结束后我不得不把雪茄烟戒掉。

WWII:
你的梅塞施密特是否是德国空军中唯一装有雪茄点火器的战斗机？

Galland:我想是的，还加装了一个夹子，当我使用氧气面罩的时候我就把雪茄放在里面。说实话，这引起了很多争论。

WWII:将军，请谈谈您第一次被击落的情况。

Galland:那是 1941 年 7 月 21 日，JG 26 正驻守在加莱。当时我们正在攻击一些布里斯托 （Bristol）布伦汉姆式（Blenheim） 轰炸机，我击落了其中两架，但几架秀 泼马林喷火式战斗机盯上了我，并击中了我的起落架，我只得用机腹在空地上迫降 。午饭后，我再次出击，并击落了第 70 架敌机。但我干了件傻事 ，当我一直尾随着那架着火下坠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时候，我也被敌机击中了。飞机开始着火，我也受了伤，但当我想跳伞时，座舱盖却被敌人的炮弹卡住了。所以我试着站起来，用背顶开座舱盖，这时飞机正俯冲向地面。最后我终于打开了座舱盖，但我跳出座舱后，降落伞绳又被无线电天线挂住。我用尽了一切方法，最后我终于挣脱开了，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几乎快撞到地面了。我的头和手臂流血不止，膝盖也在降落的时候撞伤了，之后我被一些法国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WWII:你在一天之内被两度击落，还能幸免于难，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Galland:我担心我可能得停飞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我最担心的，而不是我损失了两架飞机。

WWII:请你谈谈你和双腿残疾的英国王牌飞行员，联队指挥官道格拉斯•巴德（Douglas Bader）的友谊。

Galland: 8 月 9 日，他在一次空战中被击落。跳伞的时候，他的一条假腿还留在他的喷火式战斗机上，另一条假腿在他着陆的时候也撞碎了。我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要求英国方面送来替换用的假肢，他们答应空投一付。不过，他们在空投之前先把我们的空军基地轰炸了一番。我们给巴德安上了假肢，并把他送进了战俘营。我们从此成了好朋友，直到几年前他去世。

WWII:你是怎么在 1941 年成为战斗机总监的？

Galland: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那年 11 月 17 日自杀之后，莫德尔斯从俄国赶 回来准备葬礼。但他也因为其座机，亨克尔 He 111 撞上了一些电话线而罹难。当时他正是战斗机总监，军衔是上校。参加完这两人的葬礼之后，戈林把我叫到一旁，任命我为莫德尔斯的继任者。这在德国军队里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在你们国家的军队可能不太现实。此后，格哈德•席普菲尔（Gerhardt Schoepfel）继任为 JG 26 的指挥官。1942 年 1 月 28 日，我到达柏林， 希特勒第 3 次接见了我，并在我的勋章上加上了钻石。

WWII:1942 年 2 月，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和格内森瑙号 （Gneisenau）以及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Prinz Eugen） 完成了著名的海峡 突进（这三艘军舰原来驻守法国，为了移防北欧，冒险通过英吉利海峡，期间受到英国空军的猛烈攻击）。你曾指挥战斗机为其掩护。你们是怎么干的？

Galland:我安排几个联队的战斗机轮流为这些军舰进行空中掩护，就象一把空中的 保护伞以抵御英国飞机的攻击。我方也有一些战损，但德国空军击落了更多的英国飞机，而且战舰也没有被击中要害。这次成功的经历让我感到很骄傲。

WWII:之后你便开始坐办公室了？

Galland: 是的，1942 年我被提升为准将，之后又被提升为少将，那时我刚满 30 岁。

WWII:这很了不起。

Galland: 是的，但我仍对此不满意，我情愿继续飞行。

WWII: 绝大多数飞行员相信，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你被任命为战斗机总监是个最好的消息，当然要是戈林能被免职就更好了。

Galland: 不过，这是很重大的责任，而且你经常得不到需要的东西，战斗机的数量太少，我们也得不到戈林的理解。

WWII: 谈到戈林，你是飞行员中与他接触最多的，也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你个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Galland:是的，他身上有很多问题，但他基本上是个很聪明的人，也因为出生贵族而受过良好的教育。当然他也有很多的弱点，而且一直受到希特勒的压制 ，所以他从来不敢反驳或更正希特勒的观点，这导致希特勒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随着战争的拖延，这一弱点也如同他的毒瘾一样越来越大，直到他变得一无是处。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他已经变得越来越无关重要，早 该被取代了。

WWII: 是否有很多战斗机飞行员把你当作他们的领袖，而不是戈林？

Galland:是的，的确如此。

WWII:你曾和希特勒共事了几个月也很了解他，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Galland: 不错，我的确和他共处了几个月，和他谈过话，也一起开过会，但我认为没有人能真正了解阿道夫•希特勒。西班牙内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接见了我，他身材短小，脸色苍白，身体并不太强壮，说起话来声音尖锐。他不许我们吸烟，也没给我们些喝的，什么也没有，总之他并没有给我 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随后的几年里，希特勒的决策失误使得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丧生，我对他的反感就越发强烈。曾有些军官因为对他的决策提出异议而被免职，但至少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戈林却没有做到，他一味盲从的作法让我难以忍受。

WWII: 你是否认为希特勒早该把戈林给撤了？

Galland: 当然，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但问题是谁又能取代戈林的职位呢？谁又能承受希特勒的压力，作出正确的选择呢？我可以告诉你，没几个人想干那工作。希特勒不会全方位的考虑问题，理解力也很差，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他就象潜艇里的旱鸭子。

WWII: 在你的下属和你现在的朋友中，有哪些人不仅仅是飞行王牌，更是伟大的领袖？

Galland: 哦，有很多人，其中许多人你也一定认识。在所有我还能记得的人名中，我想也许最伟大的领袖仍是莫德尔斯，其他人仍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们都已经老了，生命已经不像在座舱里时那般充满活力了。当然，作为他们的领袖，我也犯过错误，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的。那时我还年轻，没有什么人生经验。回首过去，你很容易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却很难。我不得不听命与戈林和希特勒，为完成他们的野心而战斗，却得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戈林让人烦恼，而希特勒只想毁灭我们的国家，其他人则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幸福。

WWII: 是什么导致了 1945 年 1 月战斗机飞行员的“反叛”？

Galland: 主要是因为我们和戈林之间的矛盾，他常把盟军的轰炸和我方的损失都归咎在战斗机飞行员身上。曾有许多资深的指挥官向我抱怨此事，于是我们推选了一个发言人，我安排了他和戈林的会面。

WWII: 你们的发言人是京特•吕左？

Galland: 是的，吕左是伟大的领袖，一个真正的骑士和绅士。当他们和戈林谈判的时候，他告诉戈林如果他打断别人发言的话－他经常这么做来标显其地位，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吕左、约翰尼斯•斯坦因霍夫（ Johannes Steinhoff）和我曾多次表达了我们的不满。但我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会议，后来汉斯•特劳洛夫特和吕左告诉我，他们曾劝告戈林辞职，并说这对军队来说是件好事。当然，最后我被免职，斯坦因霍夫也被赶出德国，发配去了意大利，而且戈林告诉吕左他将会因叛乱而被枪毙。

WWII: 会议的气氛怎样？联队指挥官的意见是什么？

Galland: 戈林知道他得不到我们的忠心，而我们也不指望柏林给我们任何帮助，所以我们只能像往常一样孤军奋战。但至少会议是开诚布公的，没有阴谋。

WWII: 你能回忆一下王牌飞行员瓦尔特•诺沃特尼（Walter Nowotny）是怎么死 的吗？你觉得他的死对德国的 Me 262 喷气战斗机计划有什么影响吗？

Galland: 自从我第一次驾驶 Me 262 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一直劝说希特勒， 除了继续生产福克•沃尔夫 Fw 190 之外，其它的螺旋桨战斗机都应当停产， 包括已经过时的 Me 109，把重点转到生产大量的喷气式战斗机上去。1943 年，我曾在东普鲁士视察这种喷气机的研制进展，它那全新的设计真是太让人惊奇了。那时威利•梅塞施密特教授和其他一些工程师已经为这种战斗机投入大规模生产作好了准备。但希特勒仍想看到实物，当他在因斯特堡（Insterburg）见到 Me 262 的时候，我就站在他身旁，显然，他很受鼓舞， 于是问教授：“这飞机能携带炸弹吗？” 梅塞施密特说：“当然，我的元 首，它能携带一个 250 公斤的炸弹，也许能携带两个。” 希特勒以他惯用的 腔调说：“好的，没人能想到这个主意！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闪击轰炸机。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我要求所有的 Me 262 都被用作闪击轰炸机，而你， 梅塞施密特，要为此作好所有的准备工作。”这正是 Me 262 被误用的开始 ，有 5 个轰炸机联队装备了这种喷气机 ，但那些轰炸机飞行员根本没有飞 战斗机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怎么驾驶，怎么射击，这导致了大量的 Me 262 被击落。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靠高速摆脱敌人的追击，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认为 Me 262 早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前就该被用作战斗机 ，并大量 生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改变空战的战局。当然这并不能改变那场战争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早已输定了，但这可能延迟战争的结束。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 Me 262，1944 年 6 月 6 日的诺曼底登陆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至少不 会成功。我确信只要我们每天有 300 架值勤的喷气机并由最好的战斗机飞行员来驾驶，就足以影响空战的进程。当然，这会延长战争，所以希特勒误用这种飞机也不见得是件坏事。至于诺沃特尼……

WWII: 你怎么会选中他来做史上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飞行联队的指挥官呢？

Galland: 我要找的是飞行员的榜样，勇敢、成功、有勇气和决心，而瓦尔特•诺沃特尼具备以上所有的品质，他曾在法国任飞行教官。喷气机在 Achmer 和其他地方测试完之后，就转交给瓦尔特，由他来训练飞行员。我们想让希特勒明白，这种喷气机事实上是一种战斗机。1944年7月，“诺沃特尼”联队正式投入作战。

WWII:最初的战果怎样？

Galland: 相当不错，他们击落了不少轰炸机，而我方的损失却很小。当这些喷气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有螺旋桨飞机在他们上空掩护， 因为美国的战斗机常 会在它们无力防卫的时候发动攻击。

WWII:为什么 11 月 8 日你会在 Achmer？

Galland: 我那天去是视察部队，然后写一份报告，那天晚上我还和诺沃特尼谈过话，他想给我一些他的飞行员写的行动报告。第二天，有消息说一群 B-17 轰 炸机正朝我们这里飞来，他们决定起飞迎击，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第一攻击波大约有 6 架，然后是下一个攻击波。跑道上还有几架 Fw 190D 准备起 飞掩护他们返航，赶走必然会尾随而来的盟军战斗机。我们在一间充当指挥所的简易木屋里使用无线电来监控战局。有消息说已经几架轰炸机被击落了，这时诺沃特尼报告说他准备进场着陆。地面指挥官汉斯•多滕曼（Hans Dortenmann）要求飞机起飞掩护，但诺沃特尼说不，再等等。防御高炮 朝几架接近机场的野马（北美 P-51）开火，很快他们就飞走了，我知道喷气机回来了。诺沃特尼报告说有 1 架 Me 262 被击落了， 他的一台发动机也 已受损，只能靠右边的发动机飞行，情况相当危险。我走出指挥所，想看着他降落。这时，离我们不远，一架敌机刚被赶走。我听到了喷气发动机的声音，一架 Me 262 从低空的云层中穿出 , 它轻微的翻滚了一下，然后就撞 到了地上，接着便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黑烟从树丛后升起。我们坐上车，直奔失事地点 ，那是正诺沃特尼的飞机。仔细检查了残骸之后，我们 只找到了他的左手和一些钻石骑士铁十字勋章的碎片。

WWII: 希特勒看了关于喷气战斗机的进展报告之后有什么影响？

Galland: 我觉得希特勒对他的过错有些心神不宁，当然，他不可能把他真实的想法告诉我。而那个联队其余的飞机组成了 JG 7，由我的朋友约翰尼斯•斯坦因 霍夫指挥，他找到了一些飞行王牌来指挥其下属大队。

WWII: 当你被撤职之后，取代你的是一个大家并不喜欢的家伙，是吗？

Galland: 不错，戈登•戈洛布（Gordon Gollob）并不太受人欢迎，虽然他是一个出色 的飞行员，得过钻石骑士铁十字勋章，但他的人品很次。当然，他并不是戈林的首选，哈乔•赫尔曼也曾被考虑过，如果他来作战斗机总监会是更好的选择。我被撤职之后，戈林曾计划暗算我，但希特勒得知此事，就命令戈林停止任何针对我的敌对行动，并同意我组建我自己的 Me 262 中队， 这样一来既保持了我的军衔，又达到了削减我的军权的目的。

WWII: 再次成为中队指挥官，你有什么感觉？刚起步时的情况怎样？

Galland:我很高兴。随后我开始挑选我能够找到也愿意加入我们的飞行员，他们至少得过骑士铁十字勋章。1945 年 3 月初，当我刚建立 JV 44 的时候，我就让 斯坦因霍夫负责招募，他到各个主要的基地去挑选那些想再次体验冒险感觉的飞行员。我们得到了许多尖子飞行员，像是格尔德•巴克霍恩（Gerd Barkhorn） ，瓦尔特•克鲁平斯基（Walter Krupinski），海因茨•巴尔（ Heinz Bär），埃里希•霍哈根（Erich Hohagen） ，京特•吕左，威廉•赫格特（Wilhelm Herget）等等，我还曾争取过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我曾使用 R4M 火箭来攻击轰炸机编队，效果十分出色。我第一次使用火箭攻击的时候，克鲁平斯基也在我的编队里，我们目睹了这些火箭的强大威力，我还击落了 2 架马丁 B-26“入侵者”。

WWII:请谈谈你在 4 月 26 日的最后一次战斗。

Galland:好的，那次我被一架共和 P-47D 击落的，许多年之后，我结识击落我的飞 行员，詹姆斯芬尼根（James Finnegan），我们成了好朋友。那天我们在纽 堡（Neuberg）附近截击轰炸机，我带领一队飞机从他们的后方发动攻击。因为火箭发射器出了故障，所以我只得使用 30mm 航炮，其中一架轰炸机 被我击中后，燃着大火向右横穿过轰炸机编队，并撞上了另一架轰炸机。

　　 我不能确定那架轰炸机是否被击落了，所以盘旋了一圈，想再次发动攻击，但这次我的喷气机受到了防御火力的猛烈反击。突然，我的仪表板被击碎了，座舱盖也被打得四分五裂，而且我的右腿膝盖也中弹了，疼痛难忍，之后又失去了一台发动机的动力。我曾想到跳伞，但因为许多德国飞行员在跳离他们的座机后会遭到扫射，所以跳伞也许更加危险。于是我只得驾着飞机低空飞回正遭受攻击的基地，关闭了发动机之后我就在一块空地上迫降了。飞机的前轮被撞瘪了，机身也冒出一阵浓烟，我担心飞机会爆炸，所以立刻爬出飞机，跑到了空地上，但迎接我的却是敌人的一束束炸弹和火箭。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总共击落了 5 架敌机，而且没有飞行员牺牲。此后，巴尔开始接替我指挥，而且在德国的各个联队都把他们的喷气机送到我们的基地－靠近慕尼黑的 Riem 机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得到处乞讨飞机，现在战争快结束了，我们的飞机却比能驾驶它们的飞行员还多。

WWII: 斯坦因霍夫的飞机坠毁的时候你也在场，你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Galland: 在我们的基地受到攻击后不久，我、巴克霍恩、沙尔默瑟（Schallmoser） 、法尔曼（Faehrmann）和克劳•斯纽曼（Klaus Neumann）就驾机起飞迎击 ，但斯坦因霍夫的 Me 262 撞到了跑道上的弹坑，跃升到了空中，因为没有 达起飞速度，机头又栽了下去，而后飞机就爆炸了。我们回到基地的时候，他已经被送到了医院，那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值得欣慰的是他最后还是活了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至今他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WWII: 你离开战俘营之后就和一些航空专家一起去了阿根廷。那是怎么回事？

Galland: 尤安•贝隆想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建设他的空军，库尔特•谭克（Kurt Tank，Fw 190 系列的设计师）去了之后，又说服贝隆总统也邀请我去 。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航校，帮助他们训练飞行员。我也有机会驾驶阿根廷购买的新式飞机，重上蓝天。我真的很喜欢在那里的日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1955 年我回到德国并进入商界，从事顾问工作，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我的世界。

WWII: 或许你也知道，阿根廷空军直到马岛战争的时候还在使用你们的战略和理 论，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Galland: 的确如此，虽然他们战败了，但他们在空中取得的了胜利。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小伙子，十分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空战的要领 。

WWII: 能谈谈您的孩子吗？

Galland: 我有两个孩子：儿子是安德里亚斯－许贝斯特，我们都他安德鲁斯；女儿叫亚里克珊德拉，比她哥哥小两岁，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他们都是我第一任妻子生的。安德里亚斯－许贝斯特 刚结婚，他在学法律，并想成为一 名律师，而亚里克珊德拉则在学文学。他们是我生活中的阳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