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这一时期，伯伊德遇到了另一个重要的人：通用动力的 Harry Hillaker。他在通用动力的 F-111 项目里也算一个管事的，正在 Eglin 讨论公事。主人带他到军官俱乐部，正好碰到伯伊德和几个军官在高谈阔论。Hillaker 不喜欢张扬、喧哗的人，但主人坚持他见见伯伊德，将伯伊德赞扬为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战斗机飞行员。Hillaker 满心不情愿地和伯伊德见了面。才一见面，两人就顶起了牛角。伯伊德满口粗话，说你设计的这 F-111 也算战斗机？你对战斗机设计屁也不懂云云。Hillaker 当然不甘示弱，两人不欢而散。但是两人在唇枪舌剑的争论中，也对对方的才识有所了解，开始惺惺相惜。几天后，伯伊德就通过别人邀请 Hillaker 讨论设计轻巧灵活的战斗机的问题，请 Hillaker 将他对能量机动的理解“翻译”成战斗机的设计参数，这最终成为两人几十年的合作和友谊的开始。

Harry Hillaker，F-16 之父

　　为了研究和苏联战斗机的性能对比，伯伊德到位于俄亥俄州 Dayton 的 Wright-Patterson 空军基地（美国空军的主要飞行研究中心，莱特兄弟的老家）的外军情报中心，索取了大量的苏联战斗机的数据资料，回到 Eglin 后，由 Christie 送进 IBM 大型机进行计算。随着数据的积累，伯伊德的图表逐渐成形了。等到图表终于出来的时候，伯伊德吃惊地发现，米格-21 在飞行包线的很大一部分里对 F-4 有优势，F-4 的优势只是在低空高速部分，F-4 太重，翼面积不足，在空战格斗中吃尽了亏。进一步计算的结果更令人吃惊，几乎所有苏联战斗机都在飞行包线内的任一点对 F-111 占优势。伯伊德将这个结果告知了 Eglin 的飞行员，然后向内利斯的战斗机飞行员同行们通报，向欧洲的战斗机联队高级军官们通报，最后向战术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系统司令部通报。不管怎么样，空军高层开始对 F-111 的机动性问题有所认识了。同时，伯伊德还把他基于能量机动理论对越南战场上美国和苏联战斗机的性能比较及推荐的战术向越南前线的空军中队长们通报。很多老资格的飞行员根本不尿他这一壶，因为伯伊德的理论和当时的空战战术传统太不一样了。

　　在向一批 F-105 的飞行员开讲座时，他建议，在遭到米格-17 追踪的时候，不要设法用速度和蛇形机动来甩掉后面的米格-17，因为 F-105 的速度和机动性不足以甩掉米格-17，相反，应该用急速的横滚来剧烈减速，让追踪的米格-17 冲到前面去，然后追上去，打掉它。F-105 本来机动性就不怎么样，伯伊德要飞行员主动放弃速度的建议遭到坚决地抵制。但是第二天，4 架 F-105 飞向北越轰炸潭化桥，遇到米格-17 的伏击，两架被当场击落，第三架被击伤，第四架是中队长，正想去救援被击伤的同伴，但发现自己也被一架米格-17 咬住了，使劲浑身解数也甩不掉它，眼看追踪的米格-17 就要开火了，情急之中，他记起了昨天伯伊德的讲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拉了一个急横滚，急速减速，追踪的米格-17 果然冲到了前面，这老兄太惊讶了，一方面惊讶自己死里逃生，另一方面惊讶伯伊德对战术情势的预言之准确，等到掉到地上的下巴收回来时，战机已经稍纵即逝，米格-17 一翻身，溜了，否则这家伙还可能捞一个便宜的。

左图：艺术花表现了 F-105 急减速使 MiG-17 前冲后攻击得手 右图：F-105 照相枪拍摄的击中 MiG-17 副油箱瞬间

　　1966 年春季，伯伊德受命到泰国报到，加入一个 F-4 中队参加在越南的空战。这正是伯伊德梦寐以求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报到，伯伊德就得到了新的命令：到五角大楼负责挽救遇到麻烦的 F-X 计划，空军高层终于想起这个又是顶级空战格斗老鸟又懂航空工程的奇人来。

　　F-X 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空军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强加的海军战斗机 F-4 不满，越南战场的实际经验更加深了空军的反感。在海军另起炉灶搞 F-14 的时候，空军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军的战斗机。但是空军并没有从“更大、更快、更高、更远”的老套里跳出来，F-X 起飞重量达 30 吨以上，3 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复杂，太昂贵，整一个 F-111 的翻版。

　　伯伊德决心对 F-X 洗心革面。他对改组后的 F-X 不提任何速度或转弯速率的指标，他只要 F-X 比任何对手的机动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载，足够的航程和留空时间。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电子系统的人要装备一个大型的雷达，这样机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统的人认为机内航炮没有用，用空空导弹足够；气动设计的人要采用变后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机动理论的计算（这一次是用正大光明的上机时间了）标明，变后掠翼的气动优越性将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是战斗机设计史上第一次在纸面上就可以评估一架新型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的机动性。

　　二战期间的 P-51 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但 P-51 的主要设计要求是为重轰炸机全程护航，所以航程和速度是主要设计指标。P-51 成为优秀的格斗战斗机是在采用英国罗尔斯.罗伊斯的 Merlin 发动机以后的事。伯伊德钟爱的朝鲜战争时期的 F-86 也不是按格斗战斗机设计的，F-86 的基本战术任务是在高空截击轰炸机，因此有较大的翼面积和较低的翼载，这恰好将 F-86 造就成了一架出色的格斗战斗机。P-51 和 F-86 具有优良的机动性都有点偶然，只有 F-15 才是美国第一架以机动性为主要设计目标的战斗机。

　　1967 年对美国空军流年不利，越南战场上小巧灵活的米格-17 和米格-21 搞得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头痛不堪，美国一向自豪的空战交换比跌到惨不忍睹的差不多 1：1。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和海军各自只出了一个击落 5 架敌机的王牌，空军的 Steve Ritchie 和海军的 Randy Cunninghan，而越南空军则出了 16 个击落敌机 5 架以上的王牌。这里面原因不光是 F-4、F-105 机动性差、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性能远远达不到空战实际的要求，还有制度的因素。美国空军有一个过时的老传统：飞满 100 个作战航次后，可以转到一个非作战岗位。这样，有经验的老鸟离开前线，前线的战斗机飞行员空前紧缺。另外，军官晋升制度要求飞行员必须有一定的作战飞行小时数才能晋升，这样，运输机和轰炸机飞行员也临时充当战斗机飞行员，好积累一点作战飞行的小时数，为晋升积累资本。这些“业余”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驭着笨拙的 F-4、F-105，在小巧、灵活的米格面前，怎能不为鱼肉？

MiG-25

　　1967 年又是米格-25 面世的一年。其实在同一个多莫达多沃航展中，米格-23 也一起面世，但米格-25 的外形、速度和西方媒体与军界自己吓自己所臆造出来的潜力，使美国空军深信米格-25 是同时具有双 3 和高机动性的超级战斗机，好莱坞甚至还借题发挥，臆造出一个“米格-31”（不是真家伙米格-31，拍电影的时候还没有出来呢），不光速度、机动性超人，还有思维控制的火控系统等匪夷所思的东东。当然，在电影里，在苏联“想往自由”的人的帮助下，Clint Easterwood 扮演的美国英雄最后排除万难，胜利地把飞机偷回美国。电影虽然充满了臆造，但对西方对于苏联先进技术的草木皆兵的刻画还是不错。

电影《火狐》中的 MiG-31 形象

　　米格-25 的震荡很快使 F-X 计划的优先级大大提高。海军正式退出 F-111 计划对空军又是一个极大的触动。海军要求国会将原先用于 F-111B 的资金转用于 F-14，海军和格鲁曼为此签订了一个固定价格、固定性能的合同。格鲁曼大大低估了从 F-111B 的基本技术研制 F-14 的艰巨性，计划严重超支，格鲁曼差一点破产，不过这是题外话了。空军本来不必介意海军研制 F-14，但是海军向国防部和国会指出，F-14 可以满足空军 F-X 的所有要求，如果国防部和国会同意海军的说法，海军将得到额外的研发资金，F-14 的生产和升级都能得到保证，而空军将难以拒绝再次采购海军战斗机，空军将不得不为很多航母专用的功能付出代价，而且空军的颜面也将大大受损。为了尽量和海军的 F-14 拉开距离，空军在 F-X 上放弃了变后掠翼，大大强调单座和机动性，最大速度降到 2.5 马赫。通过一番军种政治上的斗法，空军的 F-X 终于立项，命名为 F-15。

　　伯伊德对 F-15 的重量和复杂性还是不满意，他对 F-X 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经走了回头路，但 F-15 的设计和研发已经远远超出他能够左右的了。伯伊德还是没有放弃简单、轻巧的战斗机的设想，他开始寻找同道。国防部部长办公厅下属的系统分析处主管 Pierre Sprey 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此公是航空工程师出身，也擅长数理统计，后来也是催生 A-10 的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个同党 Everest Riccioni 上校。他是试飞员出生，曾经跟最著名的试飞员恰克.耶格“学生意”，曾任试飞学校教官，飞过 55 种飞机，这时在 Wright-Patterson 空军基地的飞行动力实验室负责试飞和飞行力学研究。他们几个在向国防部建议发展一种轻型战斗机，作为 F-15 一旦开发受阻时的备用方案的同时，自己经常几个人一起彻夜研究战斗机空战的每一个环节，以及从空战实际的角度出发，研究战斗机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和怎么把这些性能要求“翻译”成设计战斗机时的技术参数，Hillaker 也经常从达拉斯飞到华盛顿和他们一起彻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们就遥控还在 Eglin 的 Tom Christie 上机计算，来验证或反驳他们的设想。他们的研究结果日后成为“轻型战斗机计划”（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础。由于他们行踪诡秘，不屑与外人交流，被称为战斗机黑手党。根据研究的结果，Riccioni“利用职权”，争取到了立项，开始了名字很拗口的“通过折中分析来实现增强的能量机动的验证性研究”（Study to Validate Expanded Energy Manuverability Through Trade Off Analysis），和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合作，开始了对轻型战斗机的预研。在项目结束时，两个公司要各做一个报告，通报研究结果。通用动力派出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Hillaker，Hillaker 在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把不断提问、责难的伯伊德批驳得哑口无言。报告还证明了新型轻型战斗机只需要 8,000 多公斤的空战重量，就可以达到比 F-4 好两倍的机动性和两倍的航程。伯伊德的为人很不讨人喜欢，不管谁在场，都喜欢大声争辩，吵得劲头来了，鼻子顶鼻子地和人争，手指还戳到人家胸口，还动不动来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机动理论和空军传统的速度、高度制胜论大相径庭，还狂妄、顽固地要说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军里的人缘很不好，被人讥讽为“成吉思约翰”（Genghis John），以形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做派，但是他在报告会上居然被 Hillaker 驳倒了，真是人心大悦。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Hillaker 和伯伊德已经在旅馆里排练了好一会了，为了向顽固的空军上层推销能量机动概念，他们两人在唱双簧呢，结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内圈是 YF-16 拉出的尾迹，外圈是 F-4 的，可以轻松比较两者的转弯半径

　　70 年代初是美国在战后的一个最低点。美军深陷越南，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美国正在“赢得每一场战斗，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国内的反战运动风起云涌，逃避兵役成为时尚，美国被迫放弃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战在盟国和国际社会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尔梅甚至公开参加反战游行。苏联在世界各地蚕食美国及西方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蚕食美国公司的势力范围，美国正在经历战后第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被迫放弃把美元和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美国文化丧失了积极、乐观、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颓废、暴力和失望所主导。这是一个“垮了的一代”的时候。在这个当口上，F-14 和 F-15 的研制和部署成本扶摇直上，尼克松责令国防部长莱尔德整顿国防采购系统，莱尔德则责令助理国防部长 David Packard 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这件事。Packard 强烈主张用新技术、新概念来控制像脱缰野马一样的武器系统研制成本，强烈主张恢复原型竟标、择优录取。正在这时候，伯伊德和同伙们送上了多年来对轻型战斗机的研究，包括 Riccioni“利用职权”搞的那个研究。Packard 很有兴趣，批准招标，将 LWF 列入作为国防采购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试验原型计划”（Experimental Prototyping）。这就是以后人们所熟知的 YF-16 和 YF-17 的对比试飞，以后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了。

　　 但是伯伊德在这时被调离，到五角大楼别的部门坐办公室去了。他在空军里很差的人脉这时也开始发酵，到 1976 年，已经是上校的伯伊德没有获得晋升将军的机会，只得按年龄规定退役。

以上校军衔退役的伯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