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空，日军掩护战斗机群和盟国 28 架 P-38 之间爆发了同样激烈的战斗。曾击落日本王牌飞行员 Satoshi Yoshino（yashino 飞行准尉被击落前确认战果为 15 架）的 P-38 飞行员 C.L.“杰克”.琼斯中尉，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俾斯麦海之战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场‘在海上交战，由空中决胜的地面战役’。我所属的第 39 飞行中队的 P-38 担任轰炸机群和攻击机群的护航任务，情报部门估计我们的对手将是日本掩护运输船队的约 40 架海航零式和约 60 架日本陆航战斗机。海航零式负责上午的空中掩护，而陆航战斗机则在下午来接替它们。”

　　“3 月 2 日白天，天气极为恶劣，我们的交战机会也不多。但幸运的是，借着厚厚的云层掩护，我带着我的小队发现并悄悄接近了 3 架日本陆航战斗机。我迅速偏转机头 90°，用一个长长的点射扫过日军飞行小队的长机，我的子弹和炮弹击中这架战斗机座舱前的引擎，在引擎冒出的浓烈黑烟中，这架飞机摇晃着栽下去，坠毁在丛林中。剩余两架日本战斗机飞速的逃到云层中消失，让我们极为扫兴。”

　　“3 月 3 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天气好转，我们与日本海航的零式全面交战。我仍然记得，海面上日本舰船乱作一团，躲避我们低空进袭的轰炸机群，熊熊燃烧的日本船只冒着浓密的黑烟的情景。在高空，我们激烈战斗着，我瞄准了 12 点方位的一架零式，当这架零式试图在我面前右转抢占 6 点方位时，我用一次长点射就打烂它一大块机身。也许这次射击击中了飞行员或者飞行操纵系统，它立刻一头垂直栽下去，拖着一道淡淡的黑烟。我的其他战友们此时也在和零式激烈的缠斗着。我们很好的完成了分配的任务，让日本战斗机分身乏术，无法攻击我们的轰炸机群。”

 一名飞行员视野里的日本运输船

　　盟国在空战中损失了 1 架 B-17 和 3 架 P-38，那架 B-17 的机长伍德罗.摩尔中尉在机翼油箱被引燃后，尽力操纵飞机离开盟军编队向下俯冲，将炸弹全数投在海面上。当飞机因为持续的燃烧和爆炸解体时，11 名机组成员中有 7 人及时跳伞。但是，这些挂在降落伞上的机组成员们立刻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机枪扫射。战斗中被击落的日军零战数目则说法不一，从 6 架到 20 架皆有，但根据战况 6 到 10 架是一个合理的数字。战斗中盟国共有 8 名空勤人员负伤，13 名空勤人员阵亡，其中 3 人因事故而丧生，飞机共损失 6 架。

　　这时，整个日军船队陷入了一片火海中。15 艘舰船中只有一艘驱逐舰（雪风号）未被击中，而所有燃烧着的运输船此时不是在下沉就是在持续爆炸，船上的日军士兵争先恐后的跳进海里逃生。盟军的空袭持续了整个上午和下午，中间只有机群返回基地进行加油挂弹的短暂停歇。到当日黄昏，全部运输船共 8 艘，以及 8 艘驱逐舰中的荒潮号，白雪号和时津风号重伤沉没或者即将沉没。还有一艘驱逐舰朝潮号负伤，但仍能在海面低速航行。其它 4 艘日军驱逐舰尽量捞起了尽可能多的幸存者后，在盟军下一波空袭来临前匆匆向北撤退回腊包尔。

 被击中的日本运输船熊熊燃烧

　　在盟国陆基航空兵进行着激烈战斗时，驻守在米尔恩湾和土非的美国海军也在策划着晚些时候 PT 鱼雷艇群的攻击行动，第 7 舰队的 10 艘 PT 艇于 3 月 3 日夜到 3 月 4 日凌晨间抵达战场。两艘 PT 艇碰触到水面的船只残片受损，不得不先行返航，其他艇赶到战场时只发现一艘被丢弃的日本运输船大井川丸孤零零的在水面漂浮，令美国海军 水手大为扫兴。11 点20′，PT-143 和 PT-150 各发射一枚鱼雷，击沉了大井川丸。

PT 鱼雷艇

　　第二天，盟国陆基航空兵一鼓作气，发动对莱城的全面空袭。同时打扫战场的第 5 航空队 B-25 机群在海面发现了正在救援荒潮号驱逐舰上幸存者的朝潮号，并轻易将之击沉。随后的几天里，盟国陆基航空兵的飞机联合美国海军的 PT 鱼雷艇群持续在休恩半岛附近的海域来回巡逻，搜索这一带海面上漂浮的日军幸存者和救援船只，并用机载武器和炸弹毫不留情的屠杀他们。对于这一做法很多人认为过于不人道，澳洲历史学者艾伦.史蒂芬斯在著作中写道：

一枚 500 磅炸弹直接命中一艘日本运输船

　　“这项血腥而且残忍的任务让很多飞行员觉得很难受，但一名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英俊战士’攻舰型的飞行员说：‘我们乐于执行这项工作。在海中每射杀一名日本人，都意味着地面上我们的陆军战友要少面对一个敌人’。”

　　著名的美国海军历史学者，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写道：

　　“这是项残忍的任务，但具有军事上的绝对必要性。日本士兵惯于负隅顽抗而拒不投降，因此，这些日本士兵游到岸上加入莱城守军，将增加地面作战的困难”。

　　到 3 月 31 日为止，终于可以清点战果。盟国陆基航空兵击沉了日军船队 16 艘舰船中的 11 艘，8 艘运输船无一幸免（美国海军 PT 艇群击沉的大井川丸计入海军战果）。搭载的第 51 步兵师团主力遭到灭顶之灾，6,900 名士兵中有 3,664 人丧生。除了被驱逐舰救起的，共有 2,427 人落水，这些士兵大多在漂往岸边的过程中因为曝晒，饥渴，盟军飞机的扫射和鲨鱼的攻击而死掉，坚持漂到岸边的日军无粮无水，武器早就丢光，只能在被澳军击毙或者饿死之间做出选择。最终能够坚持着漂到岸边并躲过盟军的巡逻，抵达莱城的日军，只有约 800 人。即使是这些稍微幸运些的人，也多在随后和盟军进行的激烈战斗中丧生。

 一艘被严重击伤的日本驱逐舰沉没前泄露出大量燃油

俾斯麦海之战：一场意义重大的陆基航空兵胜利

　　直到今天为止，俾斯麦海之战仍作为陆基航空兵对海作战的一个重要范例。在军事意义上，俾斯麦海之战标志着新几内亚战役的转折点。如果说米尔恩湾保卫战对新几内亚而言，相当于珊瑚海海战对太平洋战争的意义，那么俾斯麦海之战无疑就是新几内亚的“中途岛”。正如任何一场胜利一样，胜利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日军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严重低估了盟国陆基航空兵的实力，而且没有执行原本的计划，在船队驶入盟国陆基航空兵作战半径时发动空袭压制盟国机场。其次，他们没有为船队提供足够的空中掩护，也没有使用更安全的密码电讯（这点确实没有办法）。最后，木村海军少将犯了最为严重的错误，在遭遇盟军最初的空袭后没有全速驶向莱城，而是滞留在海面上。

　　他们的对手，盟国航空兵们士气高昂，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第5航空队发明了“跳弹攻击”的对舰攻击战法，并通过刻苦的训练使这一战法行之有效。盟国航空兵的领导者们——肯尼，怀特海德，加伦——坚决贯彻有效使用航空兵力的最佳原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投放最大程度的力量。盟军情报部门同样工作出色，航拍侦察，目视侦察和无线电情报破译为作战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盟国 P-38 远程护航战斗机在战机性能和战术上同样胜出担任护航的日本海军的零式。即使是 1 月份并不成功的对海拦截行动，同样为盟国陆基航空兵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俾斯麦海之战的最后结果，并不令人惊异。俾斯麦海之战的胜利大为打击了日军的士气，日军时羽号驱逐舰的舰长羽良为一（tameichi Hara）描述了当时海军中弥漫的低落情绪：

　　“没有比俾斯麦海之战的结果更为令人震惊的事情了。对我而言，我开始怀疑日本最后能否取得胜利。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事件中，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俾斯麦海之战两个星期后，日军大本营发布命令，所有南方战区的日军士兵必须学会游泳。这一命令可以被看作俾斯麦海之战造成的影响之一，日军已经认识到，盟国陆基航空兵将在打击日本海上运输线上发挥重要作用，俾斯麦海之战不过是一个前兆。事实上他们料对了，从 1943 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盟国陆基航空兵频繁攻击日本海上运输线并取得大量战果，尤其是在攻击中国沿海活动的日本近岸运输船队上。

　　战区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形容俾斯麦海之战是他的战区内的一次“决定性空中进攻作战”，对此，他特别赞扬了肯尼将军的优异表现，称他指挥的俾斯麦海之战是“一场进行的滴水不漏的歼灭战”。俾斯麦海之战后，腊包尔的日军司令部终止了使用大规模运输船队补给新几内亚日军的做法，改用小规模的运输机群，潜艇，机动驳船，驱逐舰等高速或不易发现的交通工具运送补给。新几内亚的盟国航空兵同样毫不留情的切断了这一努力，拼命靠近海岸的日军补给船只大都成为盟国航空兵的猎物。1943 年夏起，肯尼将军麾下的航空兵展开了对日军在新几内亚最后的基地韦瓦克的一系列空中封锁和空袭行动，为新几内亚日军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到 1943 年末，俾斯麦海之战预示的情形已经显露无疑：盟国陆基航空兵完全封锁了新几内亚的日军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和交通。美国陆航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在新几内亚作战的胜利，成为往后各国陆基航空兵实施对海作战所借鉴的经典战例。

主要资料来源：Gary Null, Weapon of Denial: Air power and the battle for New Guine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ISBN 0-16-048422-7 多方资料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