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们是怎样被击落的？

尊克沃特：那发生在 1945 年 1 月 2 日的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们的第 10 次任务。我们奉命飞往法兰克福，轰炸一个铁路集散地。我刚刚把炸弹投下，就感到飞机在猛烈震动。我的副驾驶向右侧的窗口望出去：一枚 88 毫米高射炮弹在机翼上一穿而过，留下一个大洞。副驾驶当即条件反射般地从座位上蹦起来，冲往紧急出口。看到机翼的状况后，我第一个反映是：“当时他们是怎么说的来着？”我努力地想回忆起工程维修官所说的全部注意事项。我想了 30 秒钟――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然后冲着麦克风大喊“跳伞”。机组成员们应该都有所准备了，因为当时机身中到处都是浓烟，而且我们的一个发动机已经完全失灵了。

　　对 B-17 驾驶员来说，如果你不能保证 4 个发动机正常运转，这就意味着你要掉高度，你的飞机再也跟不上编队的阵列了。当然，你不能指望整个编队把高度降下来陪你一架飞机，他们必须保持整齐的队列进行轰炸，并且返航。

　　我又想了大概 20 秒，B-17 的高度一直在往下掉。我瞥了一眼高度计，看到我们现在的高度是 17,000 英尺，这就是说，距离地面有 3 又 4 分之 1 英里。在这个高度，你可以脱下氧气面罩，而在 27,000 英尺，你必须依靠外来氧气的支持，否则不出 2 分钟你就会晕过去。不过既然到了 17,000 英尺，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在机舱内各处都安装有小型的氧气瓶，不过我们一般都不会使用它们。我们习惯了铠甲一般的氧气面罩，它的管道通过我的两腿之间，再往下，就是以丰满女星梅•维斯（Mae West）的名字为绰号的救生设备，那是为我们迫降在水面上的情况而准备的……

　　我沿着舱门爬出去，先行一步的副驾驶员已经一路打开了所有紧急开关，飞机把舱门抛掉了――正如它们的设计师所预想的那样。现在你要担心的只是不要让降落伞被飞机挂住了，有些毛头小伙子会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们能在跳伞之前就在机舱中火急火燎地把降落伞的开伞索拉开――后果自然可想而知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坐在舱门，往下张望，看到了一条沿着山谷延伸的乡村小路。现在时间是 12 点 30 分，一个气候宜人，明亮舒适的晴天。这个时候去海滩晒太阳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此刻的我，正坐在一架 B-17 的舱门口，看着它逐渐向右倾覆。。。。是时候了，我头朝下，跃出了飞机。

上封信：1945 年 1 月 2 日，罗杰•尊克沃特的 B-17G 在德国上空被击落后，其家人收到的电报，通知尊克沃特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失踪。下封信：通过红十字会的帮助，军方获知了尊克沃特在战斗中生还、被俘的消息，随即通知其家人

记者：你没有想过努力把飞机开回去吗？

尊克沃特：战争结束后，我从陆军部那里拿到了一份有关这次任务的官方说明。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要知道我当时连 25 岁都不到。人们在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飞机被击中、机组成员跳伞逃生、然后无人驾驶的轰炸机继续往前飞行直到燃油耗尽坠毁的事。事实是，我们跳伞后之后，那架 B-17 就爆炸了。

记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尊克沃特：我等了 40 秒钟，然后拉开了降落伞的开伞索。我记得跳伞前，无线电中传来的最后一个声音是“附近有坏蛋”。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周围，有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在活动。当然，如果他们杀红了眼，会毫不犹豫地朝你，或者朝你的降落伞开火。但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没人冲我开火。我拉下开伞索后 5 秒，降落伞在头上张开了。我悬在空中朝下落，我无法分辨飘落的方向以及速度，我只知道：我在往下掉。

　　我落在了一片松林的旁边，这里距离铁道线非常近。很幸运地，我被德国地面部队抓住，并且带走了。

记者：你说幸运？

尊克沃特：有些跳伞的人没有我那么好运气，他们被德国当地居民抓住了。德国人会用干草叉、锄头柄或者诸如此类的工具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上一顿。你不能怨恨这些德国人，在 15 分钟之前我们是来轰炸他们的民宅和村庄的，只不过现在运气不好被打下来了而已。对于当地居民的这种自发的暴力行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下过命令，要求当地警察不进行干预。

记者：作为一名战俘，你被送到了哪里？

尊克沃特：开始我被就近送往法兰克福的一处审问中心。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位德国下士的口音――“对你来说‘介’场战争结束了！”他们把我押到一个单人牢房，关了两三天。换了你，你也会和我一样担心：“现在，他们要怎样处置我呢？”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的是，德国人是通情达理的――当然，如果说到他们的盟友日本，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们没有对我用刑。

　　德国人发给我的食物很糟糕，分量也少的可怜。我被带到德国下士面前，他给了我一份长长的表格，让我把它填完。依照在部队中长官给我的教导，我在表格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除了我的姓名、军衔和编号以外，其他什么都没写。“噢，那远远不够，”下士说，“你得在单人牢房里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你告诉我们有关你的基地、你的任务的更多细节。”你知道，德国空军自身对这个比我们有更深刻的了解。幸运的是，我的机组成员没有和我一起被俘，因此我们没有被德国人以任何方法套到一点情报。

　　德国人的情报部门效率相当高。两三天后，他们把我押上一列火车，和其他的 25 名战俘一起押往波罗的海地区的 1 号战俘集中营。我被关到 3 号牢房。牢房周围有警戒的哨塔包围，哨塔上是机枪和大号探照灯。战俘集中营里有大概 1 万人。我们的头头是休伯特•泽姆克（Hubert Zemke）。他在被俘前是战斗机大队的大队长，他的大队以“泽姆克的狼群”为绰号。

　　我从未起过越狱逃跑的念头。当我们被从法兰克福押往战俘营的途中，德国人把我们带到火车站的货运场集合。这时有 5 个德国兵牵着 5 条军犬走了过来，天啊，那些狗可真够大的。德国兵除了步枪，还配有佩剑。他们的头头说：“啊哈，看这里，真是一帮童子军啊。”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在战俘营里，只要你们离开牢房一步，马上就会被挨枪子的！”因此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了。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的是――有一天，有几个战俘在营地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挖掘地道。可是挖了仅仅 4 英尺深，水就不断涌上来了――我们的营地距离波罗的海太近，而水面又太高了。这个尝试最终失败。

　　不过，我们还是从新来的战友那里得知了不少外界的消息。他们带来了伦敦的艾拉•埃克准将给我们的口信：“好生呆着，我们会来救你们的。”这是 1945 年 1 月，每个人――包括关押我们的德国人――都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记者：战俘营里的生活怎么样？

尊克沃特：你可以想象一下 24 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的情形。空间实在太小，以致同时站不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一半人得睡在高架床上，这床一共有 3 层。我很聪明地抢到了一个上铺，因为我知道热气是往上升的。我们的取暖器工作不正常，不过房间里面有足足 24 人挤在一起，因此温度还过得去。松木床板上有水珠凝结落下，经常把睡下铺的人滴到。

　　我们刚搬进牢房的时候，德国人给了我们一些稻草。可这些稻草是湿漉漉的，味道也相当难闻。德国人把我们的美军军鞋收走了，给我们换上了德国货。有几个英国教授计算过，在战俘营里，我们每天获得的热量摄入只有 800 卡路里。5 个月之后，我的体重减轻了 30 磅。

记者：当你们被解放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尊克沃特：战争是在 1945 年 5 月 7 日结束的，但我们一直等到 5 月 12 或 14 日才被释放。战俘营附近有一个防空训练营――相信我――我们把那里洗劫一空。你知道，你总得找些事情来发泄一把。我抢了一双非常舒服的德国军靴，那应该是配发给空军飞行员的。

　　解放后第一天下午，盟军派来了一个 B-17 机群，运走了 6,000 名战俘。天啊，这个效率可真高。伤病患者获得了最先离开的特权，而我们被告知：会有人把我们送到巴黎去的。在这两天里，我们依次来到一个临时办公室，领取了折合 125 美元的法国货币。我们回到牢房里呆着，然后接到新的通知：我们要被送到巴黎去休假。于是，我们回到临时办公室，又拿了 125 美金……

　　当我们最后搭乘勒阿弗尔（Le Havre）号轮船离开法国时，天啊，那是何其壮观的景象啊，船上一共有 5,000 名美国大兵。我们花了 5 天时间穿越大西洋，回到纽约。我获得了 60 天的假期，他们把我送到迈阿密海滩上去――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地方叫“休息营”。这就显现出美国陆航的优势来了。我在威斯康星州退伍，并依据《退伍军人法》回到了大学校园。

1945 年 5 月欧洲战场结束，1 号战俘营的看守四散逃跑之后，尊克沃特抢回了自己的入狱登记证。照片上的尊克沃特神采奕奕，颇有好莱坞动作片明星风采。可是在战俘营呆上 4 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就下降了 30 磅